今年全國兩會期間,調整節假日安排、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話題備受關注。有代表提出每個月都設置小長假;也有代表提出按工齡計增帶薪年休假天數。這不禁讓人想到,提議由來已久的4.5天彈性工作制。事實上,受今年疫情影響,多地又開始重提這項制度,以達到拉動內需、促進消費的目的。4.5天工作制真的離我們不遠了嗎?這項政策會不會大范圍推廣?讓我們聽聽來自上海的全國人大代表們是怎么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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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地出臺鼓勵“2.5天小長假”
4.5天工作制,已不是新鮮事。早在5年前,國家就已經提出 “提倡2.5天小長假”。2015年8月,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《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》,提出鼓勵彈性作息。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,依法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,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有利條件。此后,包括江蘇、河北、江西、重慶、甘肅、遼寧、安徽、陜西、貴州、福建、浙江和廣東等10多個省份陸續出臺了鼓勵2.5天休假的意見。
但是從推廣的情況來看,并不是很理想,雖然當時一開始有企業積極響應并試行4.5天工作制,但最后都不了了之,又恢復到每周工作5天的常態。今年全國兩會前夕,浙江省印發《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提振消費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實施意見》,鼓勵實施一周4.5天彈性工作機制。
意見著重提到,各地、各有關部門要將消費提振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,加快研究制定發放消費券、旅游券等消費提振政策措施,促進疫情后消費市場復蘇。鼓勵實施一周4.5天彈性工作制,支持有條件的機關、社會團體、企事業單位落實帶薪休假制度。與此同時,江西、甘肅隴南、南京也出臺了類似文件。
人大代表這樣說
邵志清代表
勞動時間縮短兩個前提缺一不可
全國人大代表、致公黨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邵志清表示,“從內心來講,人們的美好生活不僅僅是工作,而工作則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”他認為,實行4.5天工作制,降低勞動時間,是未來趨勢所在。但眼下若要大面積鋪開,還欠火候。邵志清說,從4.5天工作制出臺的初衷來看,減少勞動時間,用多出來的休假日拉動內需、促進消費,有兩個前提缺一不可——老百姓要有時間,還要有閑錢。要普遍降低勞動者工作時間,前提是有足夠的社會財富,以及經濟充分的發展和積累。在今年的形勢下,很多企業復工推遲,不但耽誤了時間,經濟前景也有不確定性。
“所以,如今的很多企業,不是想著每星期工作四天還是五天,他們想的是首先要保證生存,這么多的員工,還要付工資,交保險;另一方面,不少企業員工也擔心會不會失業、有沒有工作可干,至于多拿假期、多休息、多消費,或許還不在他們的考量范疇里。” 邵志清坦言。
“將來,隨著經濟社會的充分發展,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將會越變越少,但這是一條需要長時間歷練的漫漫之路。”邵志清說。
徐玨慧代表
想要刺激消費根本是要提高收入
全國人大代表、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徐玨慧對此認為,毫無疑問,實行4.5天工作機制,也就是2.5天休假,一方面有助于豐富假日體系,讓人民群眾從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來,緩解工作壓力,緩和生理和精神狀況,促進工作和生活的和諧;另一方面,有機會能夠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增長、抵御經濟下行的壓力。
徐玨慧說,理論上講,周五出發意味著游客極有可能在旅游目的地多停留一晚。近年來周邊游、自駕游較為火熱,但大多數游客不會夜間停留在旅游目的地過夜,這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游客的消費能力。因此,很多城市都致力于鼓勵發展夜游項目,鼓勵和刺激消費。
她表示,如果能推廣2.5天休假,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會帶動度假村、景區周圍的夜經濟,對旅游業形成促進作用。
然而徐玨慧也強調,從經濟角度出發,首先要明確的是,消費的提升不是實施刺激政策后短時間就能明顯見效的,消費的邊際變化是有限的。要想居民消費有所提升,根本還是要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幅上升。
她建議,在實行4.5天工作制之前,應注重從強化再分配機制、勞資關系調整、五險一金調整、增加財產性收入等多方面入手,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,擴大國債、地方政府債券面向個人投資者的發行額度,讓居民的財產在保證收益的前提下很好地轉動起來。
上海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理事張佶表示
企業要考慮員工不同的價值利益選擇
“從公共管理和人力資源角度說,是否實行4.5天工作制可以作為選擇性條款,但不能是強制的。”上海法學會勞動法研究會理事張佶向記者表示。然而這樣會產生的問題是,這項鼓勵性政策惠及的群體和人數有限,一般局限在黨政機關、團體、事業單位等。因為對于企業來講,該政策很難參照執行。而且企業執行與否,應由企業自主決定。
張佶舉例,“對于企業來說,要在市場上生存下去,初衷是提高工作效率、不影響生產效率。要做到這點,即使實行4.5天工作制,企業也會有進一步約束措施。”
而對廣大員工來說,“現在職工工資的基礎部分多為計時工資,” 張佶說,目前,標準工時制下的職工每天工作8小時,每月的標準工時為167小時左右。如果實行4.5天工作制,那么每個月的總工時數就會下降,就會面臨兩個問題:
一是員工工時減少意味著對外服務時間減少,是否會影響企業社會和經濟效益?是否會因增加人次導致的人力成本上升?二是以“坐班”為主的員工面臨工資下降的風險,面對就業壓力增大的環境,一些入職門檻不高的崗位,在與用人單位協商工資時,用人單位更可以用工時減少為由,降低工資談判標準。
張佶指出,總而言之,實行4.5天工作制利處在于,促進企業、員工提高工作效率,讓員工有更多提升自我價值的閑暇時間等等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“有人想要休息,也有人想要來上班多掙錢,每個人的需求不盡相同,”企業在實行這種工作制度時,如何充分考慮員工不同的價值利益選擇,也是一道難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