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在高速發展的中國，“空心村”是一個普遍存在但卻較少有人關注的話題。上周四，新華報業傳媒集團旗下的新華日報、中國江蘇網記者組成全媒體聯合采訪團隊，來到南京西北角農村——浦口石村調查采訪兩天，與村民同吃同住。記者在凜冽的寒風中走進一戶戶村民家里，通過文字、視頻和影像，記錄下一幕幕農村生活圖景，體會“空心村”里老人和孩子們的寂寞和思念，思考城市化背景下個體的命運和鄉村未來的前景。

　　祖輩的愛，無法代替父母的懷抱

　　12月12日清晨7點，冬天的鄉村，尤其冷。南京浦口區石村衛生所門前，23個孩子登上開往石橋鎮石橋小學的校車。記者坐在孩子們中間，問：“爸爸媽媽都去外地打工不在家的，請舉手。”13只小手齊刷刷地舉了起來。

　　一輛校車，是一個村莊的縮影。石村位于南京西北角，與安徽和縣、全椒交界，全村4200多口人中有2000名青壯年外出務工，留守在村里的基本是老人和孩子，石村屬于社會學家眼里典型的“空心村”。

　　從石村到石橋小學6公里左右，校車大約開15分鐘。坐在記者身邊的是三(2)班的陳沖，一個單眼皮、尖下巴的活潑男孩。他從書包里拿出頭天晚上的英語作業，是一張剪下來的心形，上面用鉛筆畫著爸爸——穿著工裝褲，媽媽——梳著長辮子，還有他自己——毛絨絨的頭發根根豎起，畫上每個人都笑瞇瞇。他指著作業說：“爸爸媽媽都在南京打工，爸爸送飲料，媽媽賣衣服，”關于父母在外的生活，他知道的和自己的簡筆畫一樣簡單。

　　“他們很忙，很少回來。”

　　雖然對父母的情況知之甚少，但父母的電話他能一口報出，“他們回來的前一天晚上，我都會打電話，讓他們到學校接我。”對這個9歲男孩來說，爸爸媽媽來接他放學，是值得他在小伙伴面前夸耀的一件事，也是他童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

　　石橋小學的學生來自周邊幾個鄉村，幾年前的一項調查顯示，全校將近800名學生中，父母均外出打工的超過200人，有的班級6成學生是留守兒童。“作為一個群體，無論是作業完成率、準確率還是上課的專注度、遵守紀律的情況，都要比別的孩子差一些”，該校一位教高年級班主任再三叮囑記者不要寫出他的名字，以免班上的留守兒童看到傷心，“教育學認為，兒童自發養成良好習慣的概率很小，這個過程需要父母的陪伴、輔導、鼓勵以及適度的強制，在家庭教育中，爺爺奶奶無法代替父母。”

　　學習困難，在石村二年級男生俞斌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。晚上8點，記者走進他家時，昏暗的燈光下，他正盯著作業本犯愁，“緊盯”、“察看”、“感激”的近義詞他不會填，奶奶茆華翠一邊請記者幫忙輔導，一邊訴苦：“他爸爸媽媽都在常熟打工，每年只有春節和夏天回來兩次。他爺爺走得早，孩子從一出生就是我一個人帶。”現在孩子上學了，茆華翠最犯難的是，她不識字，孫子作業不會做，她光著急，幫不上忙，不管刮風下雨，她都得帶著孩子到左鄰右舍家找大孩子幫忙。

　　朋朋(化名)則是一個特殊的留守兒童。傍晚，記者隨村里的蘇守安老人走進他家，三開間平房，墻上貼著十來張獎狀，這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。在外打工的爸爸媽媽已離婚，他被判給了父親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爸爸已在外地另組家庭并又有了孩子，朋朋不是新家庭的一員，而是被“丟”給了爺爺奶奶。

　　浦口沿江小學副校長朱梅和一些志愿者經常來石村幫助留守兒童，朱梅最擔憂的是，“志愿者畢竟不是父母，無法給孩子家的感覺。這些留守兒童長大后如何理解家庭和責任？如何表達愛與被愛？他們又將怎樣做父母？”她認為情感需要在生活中習得，而家庭是情感學習的第一教室，如果有可能，父母一定要盡量把孩子帶在身邊。
　老一輩故去，年輕人還會回來嗎

　　陰轉晴的天氣格外寒冷，早晨9點，地上沒有一點化凍的跡象，86歲的周奶奶扎著藍頭巾，守著兩個擔子站在菜場門口賣菜。

　　菜場不是天天開放，每逢陰歷一、四、六、九一早，周邊包括安徽一帶的村民來石村趕集，這里才會成為一個集市。周奶奶家住雙蘭組，為了占一個入口處的地方擺攤，凌晨3點多，她就挑著20來斤白菜、芹菜和蔥從家里出發，二里多地要走一個多小時，每次賣菜收入不過二三十元，但這位86歲的老人說自己不覺得累，她更愿意自食其力，靠勞動養活自己。

　　記者買下老人的菜，陪她回家。這是一間簡樸的平房，雞籠就放在堂屋里，里面還有一枚剛下的蛋。老人的房子旁是小兒子的兩層樓，當年蓋這幢樓是為孫子娶媳婦，如今卻絲毫派不上用場，兒媳和孫子都在外打工，只剩小兒子守著房子和家里的田地。鄰居周太秀告訴記者，村里原本有70多戶人家，現在有20多戶遷到城里去了，雙蘭組現在不光沒有年輕人，連一個吃奶的娃也找不到。

　　28歲的孫子還沒結婚，是這位86歲的周奶奶反復念叨的心病。她不用小兒子贍養自己，甚至覺得自己拖累了小兒子不能外出打工，這個在村里生活了一輩子的老太太心里很清楚，走出村子，日子才會越過越好。

　　村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，看起來甚至有點像鄉鎮，清一色的二層樓，外面貼著馬賽克——只是太安靜，房子多數關門落鎖。路邊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個塑料棚——里面不種菜，而是坐著老人們，安安靜靜地打牌、打麻將。

　　在一個塑料棚里，記者和73歲的佴宗鳳老人攀談起來。老人家境不錯，三個子女都在縣城工作，孩子們常接老人去城里生活，但是佴宗鳳和80歲的老伴還是喜歡石村，喜歡和那些認識了幾十年的街坊鄰居嘮嗑拉家常。

　　因為冬天大棚暖和，佴宗鳳讓兩個侄子在院子里也幫著搭一個。記者走進院子，發現忙活著搭鋼架扯塑料布的也是兩個白頭發老人，一問才知道，他們今年都是65歲。白發侄子幫白發叔叔干活，是這個村莊里常見的景象。再過10年、20年，當這一代老人故去后，村子又會是什么樣呢？

　　鄉村的夜晚格外寒冷，除了路燈照到的地方，村子像睡著一樣黑沉沉的。記者借住在石村校外輔導站臨時布置的房間內，房間的燈光把一位叫耿宗義的治安巡邏員引來了。他告訴記者，每天晚上，他和三四位巡邏員都要把5.7平方公里的石村走一遍。

　　“巡邏員一般多大年紀？”老耿說：“全部50歲以上，我今年57歲了。”

　　“真遇上壞人，還追得上打得過嗎？”老耿憨厚地笑：“這一帶民風好，這幾年還真沒碰上過什么壞人。”

　　老耿說，自己還處于可以外出打工的年齡，但因為妻子有類風濕和肌肉萎縮，只能留在家里。“留下來的基本是家里走不開的，要照顧老人或孩子的，年輕人如果還留在村里，會被人瞧不起。”

　　憨厚的老耿突然話鋒一轉，“我兒子今年剛大學畢業，學數控技術，你們記者認識的人多，能幫他在城里找個好點的工作嗎？我給你留個電話……”

　　一部手機，不足以讓親情跨越時空

　　放眼全國，石村只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小小的標本。據中國社科院統計，從1990年到2010年，中國行政村從100多萬個銳減到64萬個，而近10年自然村的消失數量則高達每天上百個。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胡小武認為，城市化是中國發展的大勢所趨，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%，如果要完成中國的城市化轉型，未來還將有2.8億-3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。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，空心村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全國性現象。

　　然而大歷史是由一個個小人物組成的，他們中的很多人承受了時代進步的陣痛。晚上7點半，9歲的黃雨碩和爸爸黃偉面對面坐在小板凳上，把腳泡在一盆熱水中，氤氳的熱氣讓這一幕顯得很溫情。

　　然而記者剛問了一句“媽媽呢”？黃雨碩的眼眶中就有淚珠在打轉。原來，他媽媽去了日本打工做服裝，簽了三年協議。為了省路費，媽媽已快兩年沒回家了。父母都不在家的生活，讓黃雨碩變得敏感愛哭。今年6月，父親黃偉終于結束十多年的打工生活回到村里，決定“好好帶兒子”。這些年，他輾轉上海和蘇南的服裝廠，月工資有三四千塊，回到老家附近的廠子，只拿2000多，但他明白，再不回來，兒子的性格和學習都會出問題。“再熬一年，他媽媽就回來了，到時我們一家再也不分開了。”說到這里，黃偉的眼眶也紅了。

　　記者電話采訪了幾位漂泊在外的家長，問他們電話里都跟孩子們說些什么，回答出奇地雷同：吃飯了嗎？作業做了嗎？考了多少分？學校有什么事嗎？要聽爺爺奶奶的話……雷同的背后是隔閡與陌生，孩子們和爸爸媽媽不親，彼此間缺少溫暖的對話，畢竟一部手機不足以讓親情跨越時空。

　　年輕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苦衷。37歲的藍鵬飛和妻子在南京江寧一家服裝廠打工，每天從早上7點半工作到晚上9點半，沒人強迫他們加班，但不加班收入就不高，出來打工，誰都想多掙點錢。藍鵬飛講述著自己生活的壓力：父親去年動了胃癌手術，胃切除了三分之二，欠下好幾萬外債；家里蓋房子的債還沒還完；自己生的是兒子，買房子娶媳婦也是一眨眼的功夫。和石村大多數外出打工者一樣，掙錢成了藍鵬飛夫婦壓倒一切的任務，兩人每個月能掙七八千元，跟種田比是天與地。妻子想兒子時常常哭，藍鵬飛就安慰她，“再拼6年，等兒子上大學就好了。”

　　“如何減輕城市化對農村家庭的震蕩，是全社會需要面對的一個課題”，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包宗順認為，“努力的方向有兩個，一是使農村人更順利地進入城市，在落戶、社保、教育等方面給予保障；另一個是在城鄉一體化上下功夫，改善農村生活條件，發展農村經濟，使村民離土不離鄉。”在他看來，空心村最大的危機在于有能力者紛紛離開，削弱了中國鄉村的整體實力。

　　12日晚，面對記者，藍鵬飛上5年級的兒子藍宇很豪氣地描述自己的理想：“當老板，讓爸爸媽媽和村里的叔叔阿姨都回村里種田、做工，小伙伴們再也不跟爸爸媽媽分開了！”誰又能說，孩子的夢想僅僅只是一個夢想呢。